廉洁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伟大诗人屈原《楚辞·招魂》：“朕幼清以廉洁兮，身服义尔未沫。”东汉著名学者王逸在《楚辞·章句》中注释说：“不受曰廉，不污曰洁。”就是说不接受他人馈赠的钱财礼物，不让自己清白的人品受到玷污，就是廉洁。

中国的廉洁文化历史源远流长。早在《尚书·皋陶谟》中就有关于“廉”的论述：“宽而栗，柔而立，愿而恭，乱而敬，扰而毅， 直而温，简而廉，刚而塞，强而义。”春秋战国时期，诸子百家关于“廉”的论述十分丰富。孟子说：“可以取，可以无取，取伤廉。”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说：“所谓廉者，必生死命也，轻恬资财也。所谓直者，义必公正，心不偏党也。”法家的另一代表人物管子认为“国有四维”，即“礼、义、廉、耻。”《韩诗外传》所说：“智者不为非其事，廉者不求非其有。”“行廉以保其真，守清以保其身。”这些名言警句，无不闪烁着廉洁文化的光芒。

古人奉行廉洁从政。《周礼》曾经提出，对官员的考核有六廉：廉善、廉能、廉敬、廉正、廉法、廉辨，六个方面均以“廉”为冠。明朝郭允礼撰写《官箴》，提出“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，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；公则吏不敢慢，廉则民不敢欺。公生明，廉生威”，最为后世称道。历朝历代都有许多清官廉吏、贤人君子把廉洁品格作为自己的价值理想和政治实践追求，如汉朝的贾谊、董仲舒，魏晋时期的诸葛亮、陶渊明，唐朝的魏征、狄仁杰，宋元时期的范仲淹、包拯、司马光、王安石，明清时期的张居正、海瑞、顾炎武、于成龙等，他们的廉洁思想和实践，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。

官廉则政举，官贪则政危。汉文帝“履不藉以视朝”，他穿着草鞋上殿办公；他的龙袍叫“绨衣”，绨在当时就是一种很粗糙的色彩暗淡的丝绸，就是这样的龙袍，汉文帝也一穿多年，破了就让皇后给他补一补再穿；汉文帝在遗诏中交代简办丧事，建一座简陋的坟地。由于汉文帝清廉的精神和励精图治的实践，才造就了“文景之治”的盛世。

相反，春秋虞国国君不廉而贪，最后亡国。春秋时期，晋国崛起，晋献公想吞并邻近的虞、虢两个小国家。但虞、虢两个国家相处得十分和睦，结成联盟。晋国如袭虞国，虢国会出兵救援；晋国若攻虢国，虞国也会出兵相助，晋国无可奈何。公元前658年，晋国大臣荀息向晋献公献上一计：“先把两件宝物——屈地所产的名马和垂棘出产的玉璧送给虞国国君，然后以攻打虢国的名义向虞国借道。”几天后，虞公高兴地观赏晋国送来的“屈地良马”和“垂棘之璧”两件宝物。之后，晋国要求虞国借一条进兵道路以讨伐虢国。虞国大臣宫之奇劝谏说：“虢、虞之唇也，唇亡齿寒，晋今日取虢，而虞明日从而亡也。”虞公得了晋国的宝物，就不听大臣宫之奇的劝说，遂许晋国借道，出兵伐虢。

公元前655年，晋国大军通过虞国道路，攻打虢国，很快就灭掉虢国。这时，晋军说要休息几天，暂时把部队驻扎在虞国京城附近，虞公毫无疑心地应允了。几天之后，晋献公亲自来到虞国，约虞公一起去郊外打猎。为了显示排场，虞公将驻守都城中的兵马全部调出来随同打猎。不一会儿，只见京城中起火。虞公赶到城外时，京城已被晋军里应外合强占了。晋献公眉开眼笑地对虞公说：“真是太谢谢你了，你不仅借给寡人一条兵道，而今还以国家相赠。寡人来到虞国就是要亲手取回寄存在你这儿的‘屈地良马’和‘垂棘之璧’两件宝贝呀！”贪婪的虞公就这样断送了自己的国家，连他本人也做了晋国的俘虏。历史事实告诉人们这样一条千古不变的规律：官员清廉则国运兴盛，官员贪腐则国家败亡。

古代廉洁文化既蕴含着可贵的为官智慧，又具有良好的教化和警示作用。当今，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珍贵的廉洁文化遗产，用廉洁文化涵养清廉觉悟。

自觉，自己有所认识而主动去做。北宋包拯《乞不用赃吏疏》：“廉者，民之表也；贪者，民之贼也。”包拯有了“廉洁的官吏，是人民的表率；贪赃的官吏，是人民的盗贼”的认识，从而提出“清心为治本，直道是身谋”的名句。他认为净化心灵，是为了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；廉洁奉公，是为自己确定的为官宗旨。由认识到行动，包拯为官35年，始终自觉保持廉洁。

“身之主宰便是心”“不能胜寸心，安能胜苍穹”。明代于谦《石灰吟》：“千锤万凿出深山，烈火焚烧若等闲；粉身碎骨浑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”借石灰表明自己坚定廉洁自信。据《晋书·吴隐之传》记载，广州西北郊石门有一泓山泉，井旁立了一块石碑，上书“贪泉”二字。传说，人只要饮了这口井里的水，便会变得贪得无厌。西晋时，朝廷派往广州的几任官员，因喝此水，差不多都以经济犯罪而被撤职查办。晋安帝时，广州官府衙门贿赂公行，贪污成风，朝廷欲革除弊政，便派吴隐之出任广州刺史。吴隐之早就听说过石门有一个“贪泉”，以往路过这里的人为了标榜自己的清白，宁肯忍着口干舌燥之苦，也绝不饮“贪泉”水。吴隐之为官清廉，不相信“贪泉”有如此巨大的魔力。他经过石门，特地来到“贪泉”边，一面酌泉而饮，一面赋诗《酌贪泉》：“古人云此水，一歃怀千金。试使夷齐饮，终当不易心。”诗的译义是：古人传言此泉水，一饮就生贪婪心。试使夷齐饮此水，终当不改清廉心。

后来，吴隐之在广州任上多年，果然没有因饮了“贪泉”而变成贪官，却是始终保持不贪不占的清白操行。据《晋书·吴隐之传》记载，“及在州，清操逾厉，常食不过菜及干鱼而已，帷帐器服皆付外库，时人颇谓其矫，然亦终始不易。”皇帝诏书嘉奖他“处可欲之地，而能不改其操，飨惟错之富，而家人不易其服”。吴隐之任职期满乘船离开广州时，身无长物，两袖清风，行囊萧萧，船舱空空；他妻子偷偷带了一斤中药沉香，吴隐之发现了，十分生气，把它丢到河里去。吴隐之对自己充满着廉洁自信，所以他饮“贪泉”而不贪。

从自觉到自信，再到自律，是一个天然的逻辑过程。有了廉洁自觉和廉洁自信，才能坚定廉洁自律。《元史·许衡传》里有这样一段记载：许衡做官之前，一年夏天外出，天热感觉口渴难耐，看到道旁刚好有棵梨树。众人争相摘梨解渴，唯独许衡不为之所动。有人问他为何不摘梨？他回答说：“不是自己的梨，岂能乱摘！”那人劝解道：“乱世之时，这梨是没有主人的。”许衡正色道：“梨无主人，难道我心中也无主吗？”面对饥渴之诱惑，许衡因心中有“主”而无动于衷，终不摘梨。许衡心中的“主”无疑就是自律。许衡有了自律，便会洁身自好，牢牢把握自己。

另，据史书记载，明朝的左英纶官声极佳，几次调迁，百姓均用万民伞相送。他为官能美名远扬、青史留名，全靠“五硬”，即“丈夫遇权门须脚硬，在谏垣须口硬，入史局须手硬，拒贿赂赃钱须心硬，浸润之谮须耳硬”。就是说，大丈夫在权贵门前不腿软，任谏官敢于直言，做史官秉笔直书，拒绝贿赂赃款态度坚决，别人进谗言时绝不轻信。这“五硬”中，尤以拒贿赂赃钱的“心硬”为最。“拒贿赂赃钱须心硬”无疑就是自律。为廉为贪、为清为浊，取决于自己内心和定力。内心正，则金钱财物不能诱；内心静，则热闹之境不能入；内心纯，则艳冶之物不能动。但愿为官者都能做到：廉洁从心开始。（范仁碧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