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秦代统一的高度集权的政治格局形成之后，汉王朝执政者继承了这一体制并有所创新和完善。两汉选官制度即是在此意义上的更新，提高了执政效能和管理质量。同时，对于产生的以腐败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弊病，也通过政治引导、道德教育、法律约束和舆论评议有所防范，有所纠治。

察举：兼重德才的选官形式

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变，大体可以理解为“世官制”“察举制”“科举制”三种形式的递进。“世官制”即世系官职的制度，汉初依然施行。《史记·平准书》说：汉初社会安定，“为吏者长子孙，居官者以为姓号”。裴骃《集解》引如淳曰，“仓氏、庾氏是也”，反映了“世官制”的传统。汉文帝时，已有从社会基层选用“贤良”“孝廉”的做法，指令中央官吏和地方官吏从社会下层推荐从政人员。名臣晁错就是以“贤良文学”之选，又经帝王亲自策试，得以升迁为中大夫的。所谓“贤良文学”，强调道德和才能标准。不过，当时这种选官形式还没有成为完备的制度。汉武帝即位之初，就诏令中央和地方主要行政长官举“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”。六年之后，又下诏策试贤良，同时明确规定郡国必须选举的人数。汉武帝时代，察举制基本成为正统的政制，这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。有学者指出，汉武帝“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”的元光元年，是“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政治史的最可纪念的一年”。

察举作为新的选官体制强调看重德能，避免其他因素影响官员任用，这对于防止选官腐败是有效的。《后汉书》记载，如“令试之以职，乃得充选”，李贤注引《汉官仪》称之为“务实校试以职”“吏职满岁，宰府州郡乃得辟举”，即在行政岗位实践一年才可以向上级推举。这种对于德行人品和工作能力确定考察时限的要求，也有积极的意义。

监察、举劾、弹治：行政处罚方式

汉代有更为完备的监察体制。御史大夫下辖侍御史十五人，“侍御史有绣衣直指，出讨奸猾，治大狱，武帝所制，不常置”。汉武帝时根据需要特设“直指绣衣使者”作为皇帝特派专史，主管贵族高官的监察。汉元帝时，有“诏丞相、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，光禄岁以此科第郎、从官”的做法，颜师古解释说：“始令丞相、御史举此四科人以擢用之。而见在郎及从官，又令光禄每岁依此科考校，定其第高下，用知其人贤否也。”所谓“考校”，与现今“考察”“考核”语义接近。看来，选用官员和考察官员，以道德水准为标尺，体现了对选官制度予以健全完善的一个行政侧面。

监察官“禁察踰侈”，即惩罚违反制度的贵戚近臣，查处究办称作“举劾”，这些特使有很大的权力。一般官员也可以相互揭发举报，史称“弹治”。对于犯罪官员应当举劾而“阿纵”“不举劾”的，也要受到处罚，严重者甚至同坐。《晋书》卷三〇《刑法志》说：“汉承秦制，萧何定律，除参夷连坐之罪，增部主见知之条。”由此可知，官员犯罪，主管负责的上级要承担连带责任。选官程序中，荐举候选人才者，如果其推选对象渎职犯罪，荐举者也要承担罪责。如富平侯张勃举张汤“茂才”，而张汤因“父死不奔丧”被举奏“下狱”，张勃也因“举不以实，坐削户二百”。胡广“为济阴太守，以举吏不实免”。在并非故意的情况下，选举不实仅削户、免职而已。如属故意，则要给予刑事处分，实例有“山阳侯张当居坐为太常择弟子故不以实”受到“完为城旦”的处罚。又有戴涉因举荐的人“盗金”而“下狱”。

汉明帝刚刚即位，就下诏宣布：“今选举不实，邪佞未去，权门请托，残吏放手，百姓愁怨，情无告诉。有司明奏罪名，并正举者。”指出选官方式的严重问题，要求主管部门“明奏罪名”，予以惩处，重申“举者”也必须同样严厉责罚。所谓“并正举者”，李贤注解释为“举非其人，并正举主之罪”。《后汉书》卷二《明帝纪》还记载：有官员因“辟召非其人”“遂策免之”。对于选官程序中发现的“举非其人”的问题，“举者”必须承担责任，已成为汉代制度。

李贤注引《汉官仪》说：汉章帝明确了选官的四个条件：“一曰德行高妙，志节清白；二曰经明行修，能任博士；三曰明晓法律，足以决疑，能案章覆问，文任御史；四曰刚毅多略，遭事不惑，明足照奸，勇足决断，才任三辅令。”强调基本原则是“皆存孝悌清公之行”。要求“自今已后，审四科辟召，及刺史、二千石察举茂才尤异孝廉吏，务实校试以职。有非其人，不习曹事，正举者故不以实法。”就是严格执行对举荐者提供虚假信息予以追责并严厉惩处的法律。《续汉书·百官志一》刘昭注补引应劭《汉官仪》也强调“四科取士”的原则，“有非其人，临计过署，不便习官事，书疏不端正，不如诏书，有司奏罪名，并正举者”。所谓“正举者”，成为坚持选官公正的行政传统。类似的史例，还有《后汉书》卷六《顺帝纪》记载司空刘授免官，李贤注引《东观记》说，是以“辟召非其人，策罢”。名臣陈蕃批评时政，“帝讳其言切，托以蕃辟召非其人，遂策免之”。也说明“辟召非其人”，是罢免责任官员的正当理由。

《书》“歌”《诗》“刺”，“谣”“谚”品评：社会舆论谴责

朝廷议政时，可以对“辟召非其人”情形公开揭露指责。如《后汉书》卷四五《张酺传》：“三府辟吏，多非其人。”《后汉书》卷五四《杨秉传》：“内外吏职，多非其人。”这种政治批评，有时利用灾异的出现而发表，从而扩展了影响力。如《续汉书·五行志二》“灾火”条说，汉灵帝时发生火灾，是上天对政治黑暗的警告。当时，“官非其人，政以贿成，内嬖鸿都，并受封爵。京都为之语曰：‘今兹诸侯岁也。’”对于选官腐败的社会舆论谴责，形式是多样的。《后汉书》卷六《顺帝纪》记载一道诏书：“间者以来，吏政不勤，故灾咎屡臻，盗贼多有。退省所由，皆以选举不实，官非其人，是以天心未得，人情多怨。《书》歌股肱，《诗》刺三事。”说“吏政”的问题导致了灾异频繁，这当然是由自当时“天心”与“人情”相对应的神秘主义意识。“《书》歌”和“《诗》刺”，是古来通常出现的社会舆论表达方式。

《续汉书·五行志一》“谣”条记载，汉桓帝初年，“京都童谣”有对“政贪”的揭露和谴责。其中涉及选官：“梁下有悬鼓，我欲击之丞卿怒。”这里所说的“童谣”，与上文说到的“京都为之语曰：‘今兹诸侯岁也’”同样，也是民众口传的舆论方式。《抱朴子外篇》卷二《审举》说，“灵献之世”，选官体制败坏，“台阁失选用于上，州郡轻贡举于下。夫选用失于上，则牧守非其人矣。贡举轻于下，则秀孝不得贤矣。故时人语曰：举秀才，不知书。察，父别居。寒清素白浊如泥，高第良将却如鸡”。《太平御览》卷四九六引《抱朴子》“故时人语曰”写作“桓灵谚曰”，也是以民间谣谚为形式的社会舆论。《后汉书》卷一一《刘玄传》记载，两汉之际，农民军控制关中，“其所授官爵者，皆群小贾竖，或有膳夫庖人”“长安为之语曰：灶下养，中郎将。烂羊胃，骑都尉。烂羊头，关内侯”。虽然并非正统王朝的选官体制，却同样因为选举“非其人”，遭到以歌谣为形式的社会舆论批判。多种社会舆论的压力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迫使选官腐败的情形有所收敛。